今年3月，John Locke官网终于发布了竞赛题目，引得众多翘首以盼的同学和家长纷纷聚焦于题目解读。和往年一样，今年的题目依然颇具难度，挑战性与思辨性依旧很强。随着参赛人数的不断增加，入围率逐年降低，去年的入围率降至16.9%，可见竞争愈发激烈了 。今天针对法律领域的题目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2025年法律题目
Q1. What injury should one person be permitted to inflict on another in the defence of private property?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应允许个人对他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
Q2. “Use every man after his desert, and who should ’scape whipping?” Should the law treat offenders better than they deserve?
“要是照每一个人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 法律是否应该比罪犯应得的待遇更宽容一些？
Q3. Is Vladimir Putin a war criminal?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战犯吗？
第1题思路
在探讨“财产保护中的‘可允许伤害’”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从法律、道德哲学、文化与历史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复杂性和伦理张力。
一、题目假设的解构与现实偏差
题目默认“私人财产是普遍优先的权利”，但这一假设存在显著问题：
文化与历史的多样性：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财产并非个人所有，而是集体共有。例如，许多原住民社会强调土地的共享，而非个人占有。
系统性不平等：题目忽略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对财产侵害的驱动作用。在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中，财产侵害可能并非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生存需求的体现。
道德优先级：题目隐含了“财产保护优先于人身安全”的假设，但现代人权框架（如《联合国人权宣言》）明确强调人身安全和尊严高于财产利益。
二、法律与道德的张力：比例原则与即时性
法律和道德对“可允许伤害”的定义存在显著差异：
法律视角：大多数法律体系允许使用与威胁程度成比例的武力。
道德哲学视角：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认为，财产是人类劳动的延伸，因此保护财产是正当的。但功利主义则强调，保护财产的代价不应超过其带来的社会利益。例如，允许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财产可能导致社会暴力升级，违背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
三、文化与历史背景对财产保护的影响
财产保护的观念深受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历史演变：在中世纪欧洲，法律允许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财产（如“炉边法”）。但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身安全，限制了致命武力的使用。
文化差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财产保护更多地被视为社区的责任，而非个人的权利。例如，许多非洲和亚洲社会强调社区合作，而非个人武力保护财产。
四、哲学与伦理的冲突：洛克与现代人权
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与现代人权框架之间存在显著张力：
洛克的视角：洛克认为，财产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自然权利，因此保护财产是正当的。这种观点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财产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人权视角：现代人权框架（如《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人身安全和尊严优先于财产利益。例如，禁止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财产，以避免对弱势群体的进一步伤害。
五、社会后果：允许暴力保护财产的风险
允许使用暴力保护财产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加剧不平等：允许暴力保护财产可能使富裕阶层利用武力进一步巩固其地位，而贫困阶层则可能因缺乏资源而无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产。
暴力升级：研究表明，允许使用致命武力保护财产可能导致社会暴力升级。例如，美国的“站稳立场法”（Stand Your Ground）与枪支暴力的增加密切相关。
六、结论
在回答“财产保护中的‘可允许伤害’”这一问题时，需综合考虑法律、道德、文化和历史的多重视角。
通过解构题目中的假设，探讨比例原则与即时性，分析文化与历史背景，以及评估社会后果，我们可以在John Locke写作比赛中展现对这一复杂议题的全面理解。最终，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更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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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思路
一、法律为何要惩罚？
法律惩罚犯罪者，主要有四个目的：报复、威慑、改造和保护社会。
报复是让犯罪者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威慑是通过惩罚阻止他人犯罪；
改造是帮助犯罪者改过自新；
保护社会则是将危险分子隔离。
但惩罚是否应仅基于报复，还是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这引发了深入思考。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边沁认为，惩罚应当最大化社会整体的幸福。如果惩罚能够有效阻止犯罪，促进社会整体的福祉，那么这种惩罚就是正当的。
然而，如果惩罚过于严苛，导致犯罪者的再犯率上升，或者对社会造成其他负面影响，那么这种惩罚就可能违背功利主义的原则。
二、如何定义“应得”？
“应得”是理解法律惩罚的关键。不同文化、历史和法律体系对“应得”的定义差异巨大。
在一些文化中，强调报复，认为犯罪者应受到等同于其犯罪行为的惩罚；
而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注重改造和恢复，认为惩罚应帮助犯罪者回归社会。
这种定义的多样性使得确定普遍适用的“应得”标准变得极为复杂。
康德的道义论认为，惩罚应当基于犯罪者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其后果。犯罪者因其自由意志选择犯罪，因此应当为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这种观点强调了惩罚的道德正当性，而不是其社会效果。然而，这种绝对的道义论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忽视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和改造潜力。
三、法律在惩罚时是否应融入仁慈？
将仁慈融入法律惩罚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减轻犯罪者的责任，而是在惩罚时考虑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例如，对于非暴力犯罪者，社区服务或教育计划可能比监禁更有效，同时也能降低再犯率。但过度仁慈可能削弱法律威慑力，因此需谨慎平衡。
塞涅卡认为，仁慈是一种更高的道德境界。通过仁慈的惩罚，社会可以传递出对犯罪者的尊重和对其改过自新的信心。这种仁慈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然而，仁慈的界限在哪里？如何避免仁慈被误解为纵容？这些问题需要在法律实践中不断探索。
四、文化与历史如何塑造惩罚观念？
文化与历史背景对惩罚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惩罚更注重维护社区和谐；
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惩罚更强调个人责任。
历史上，惩罚标准也不断演变，从古代的“以眼还眼”到现代的改造性惩罚，反映了社会对犯罪和正义认识的深化。
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对“应得”的实践差异巨大。例如，因纽特人的冲突解决机制强调社区调解和恢复，而非单纯的报复。这种文化差异提醒我们，法律惩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化。
五、结语
探讨法律是否应比罪犯“应得”更宽容，涉及多个复杂维度。家长和学生都应认识到，法律不仅是惩罚工具，更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
理解这些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法律和道德问题，为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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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思路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从国际法的定义、战争的合法性与行为、具体行为的分析、指挥责任、历史先例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考量。
通过深入剖析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John Locke写作比赛中展现对这一复杂议题的全面理解。最终，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国际法的公正性，更关乎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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